很明显，法学无法将科学性与主观思维和价值倾向完全割裂，客观性也可以是社会主体主观共识意义上的认知一致性。

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根本法表示从王国建立起，甚至是从不可追忆的古时起就存在的特定的权利、特权、制度、法律和习惯，它们足够重要并且受到严重威胁需要特别捍卫。在他那里，根本法的概念被保留了，是指找到了主权者——政府——臣民三者正确比率的政治法，与理性、科学性连接在一起。

④进一步说，预设了制宪权的统一性。可见，从直接的人民主权到代表制民主之间有一个鸿沟。不过，这不是本文的任务。另一方面，在宪法没有司法化或准司法化的国家，宪法不能由法院或类似机构实施，宪法不长牙，宪法对国家机关不能发挥约束力，甚至可能违宪的行为大行其道。凯尔森说，‘违宪的法律这一表示的意思就是，根据宪法，一个法律可以因特殊理由以异常方式废除[32]。

他的基础规范，对于建构法律规范体系的统一性无疑是必要的，却无力证立宪法效力的根据，只不过在逻辑上预设了历史上第一个宪法的效力。人民形成之后立即要创设政府，只有当政府被创设出来后，一个政治体才能具有真实稳定的存在。西方传统给付行政理论对于给付对象的判断，以涓滴效应理论为基础，导致给付陷入经济社会越繁荣、贫富差距越大的悖论之中。

不论绝对贫困治理，还是相对贫困治理，都始终致力于消除贫困、促进发展、增进福祉，且对贫困者的授益范围日渐广泛，从以生存利益保障为底线，逐步向发展利益和共享利益保障延伸。中国目前尚处于发展型给付向共享型给付过渡的阶段，虽然绝对贫困已不存在，但因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所导致的相对贫困并未完全消除，故扶贫进入了相对贫困治理阶段，指向对相对贫困者的帮扶。（三）发展型给付的理论构成1.以政府财政与社会资本为给付资源西方给付行政在对给付之公共品的认定上时常发生争议，也会遇到如何应付个人的自然倾向，以让福利待遇不要被过度提供，以及让人相信个人付出的必要性等问题。如果说精准扶贫和区域发展分别致力于生存利益和发展利益保障，那么，在保障了基本生存利益和积累了更多发展成果之后，就需要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实现共同富裕。

在认定相对贫困者时，除了适用传统的收入标准、公共设施或服务供给标准外，各个区域综合发展情况的对比结果，也将成为重要的评判标准。*作者：解志勇，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教授。

3.行政性给付与社会性给付的互补发展型给付与共享型给付的给付主体多种多样，不仅包括行政机关及其授权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社会组织和个人，还包括作出社会捐赠和慈善给付的社会力量。发展得越合理，给付得越有效。（一）给付原则的更新：从更多平等到更多更公平的共享传统给付行政的重要任务是确保不同竞争者能平等地分享利益，尽力缩小不平等差距，以实现更多平等。结 语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与此同时，社会性给付遵行自由市场机制，容易忽略公共利益、加剧贫富差距。其次，给付以更多平等为原则。（四）发展与给付的良性循环诉求中国的扶贫活动并未止于扶贫开发，也日益转向巩固脱贫成果、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这体现了对发展与给付良性循环的诉求。2.以行政与社会多元主体参与为给付格局中国扶贫由政府主导，同时鼓励和助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形成了行政与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的给付格局。

正是通过区域发展等整体性发展与个体民生保障之间的良性互动，中国扶贫实现了以整体性发展利益与个体生存、发展利益，以及这二者的相互促进为内容的给付。（一）中国扶贫活动的实践面向作为贫困治理举措的中国扶贫活动，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的国家顶层设计，扶贫不仅是政治目标，更是行政职责。

转载时烦请注明转自《法学研究》公众号字样。在传统的给付行政中，个体性给付与集体性给付之间缺乏直接相关性。

不惟如此，中国扶贫发展出了可持续给付的创新形式，产生了作为给付标的的新财产，即不局限于有体物之新型财产形态，如就业机会、专营特许、公共资源使用权、政府创造的福利等，均可视为对公民发展利益的直接性给付。中国扶贫给付强调社会主义分配正义。（五）给付方式的革新：从个体性、一次性给付到多元给付中国式扶贫给付创造出了更为灵活多元的给付方式，有效缓解了资源有限性与给付必要性之间的冲突。在法理上，发展型给付对公民利益的保障，是对人权保障内涵的具体诠释。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代背景下，扶贫给付需要跨越发展鸿沟，设计有利于实现共享的制度体系，推动给付行政从发展型升华为共享型。弱势群体的存在会将社会经济利益、社会权力分配不公平，社会结构不协调、不合理等情况集中放大。

对产业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各类扶贫方式的区分与选择，正是基于对社会集体发展与对公民扶贫给付互惠比例关系的把握，合理配置给付资源，充分履行发展型给付国家义务。而当人权保障之内涵包括生存权保障和发展权保障时，给付行政之授益范围就相应扩展为生存利益和发展利益。

与防御权一样，受益权也仅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一项属性和功能。因此，国家—公民双方给付关系与前述三方给付关系的区别，仍然在于国家义务的履行方式。

在此背景下，给付行政之目的即为实现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协调、一致。无论《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还是各地制定的农村扶贫开发条例，以及诸多有关扶贫开发的规范性文件，均是将扶贫与开发融为一体。

然而，平等所要求的主要是同等对待，本身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道德内容。对公民的直接给付有时会导致公共资源无法投入产业发展之中，影响集体利益的增殖。新时代的给付行政需要建构在共享发展理念之上，追求实现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是少数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的大同局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边推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一边致力于促进区域发展、消除贫富差距，将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促进共同富裕。

扶贫给付助推了国家辅助性原则积极面向的发展，要求行政机关在直接实施给付的同时，致力于实现社会建设发展与公民个人获益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循环。传统生存权保障的行政物质帮助，局限于给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金或社会保险待遇等，而精准扶贫的范围更广、保障程度更深，综合了公物供给、行政资助、社会保障等重要内容，并通过量身定做式的扶助举措，保障贫困人口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基本生存利益。

发展型给付行政源于发展型给付国家义务，这种国家义务具体包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客观法秩序维护义务和保障公民发展权的主观权利保障义务，相应的规范依据分别为我国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所载国家根本任务之贯彻新发展理念......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33条第3款所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扶贫活动的目的不再是单纯的谋发展，还要指向消除贫富差距、共享发展成果。

新发展理念强调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通过共享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个体民生保障对应着国家对个体之给付，重在凸显和保障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民的主体地位和参与权益。

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公民共享权，乃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公民基于平等权对国家发展成果所具有的一般受益权。西方传统给付行政的实践，尽管也是行政性给付与社会性给付并行，但行政性给付与社会性给付兼容性较差，二者缺乏协同与配合。2.对相对贫困者的认定与帮扶中国已经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扶贫活动中的给付对象已调整为相对贫困的个体与区域。中国扶贫活动的独特之处在于，根据不同阶段的扶贫目标，给付行政内容的重心呈现为对相对人生存利益、发展利益和共享利益等不同性质利益的保障。

受众具有局部性，存在被忽视的少数群体。与西方相比，中国扶贫给付的共享利益保障理念更明确，范围也更广，对于是否有发展成果和如何分配发展成果两个问题的应对，几乎是同步的。

2.宪法基础与政治动力我国宪法第1条的社会主义国家条款，是解析新中国成立以及立宪合法性的根基所在，是现行宪法的灵魂条款，也是解开现行宪法价值体系和规范内涵的命门。需要说明的是，更多更公平的共享所遵循的分配正义绝非平均主义，亦非劫富济贫，而是通过机会平等、按劳分配和共享发展成果的协调联动，实现公共资源的最佳配置供给。

如此，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上，中国式扶贫实践所型塑的给付行政理论，方能更好地指导给付实践，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并为全球贫困治理和给付行政的发展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理论。1.共同富裕的规范内涵维护社会正义、扶助社会弱者的社会平衡理念，是社会主义原则的宪法原旨和稳定内核，其构成了给付行政的目标导向，蕴含着共同富裕的规范内涵。